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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马氏家族看医读文化
2018-06-30 10:57:55 来源: 作者: 浏览:20次 评论:0

  2006年,海南出版社出版了郭谦所著的《走进世纪文化名门——影响中国百年的文化世家》一书,书中“描述了22个对中国100多年文化史有着极其重大影响的家族”,马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。

  虽则如此,文化世家的马氏家族之渊薮,是医学世家。马氏家族的始迁祖马银潢出身于明末皇宫,受到良好的教育,知诗文礼乐,懂医。明末,马银潢携宫廷眼药及秘方沦落到浙江温州,靠给人治眼疾、卖药维持生计。经两代人积蓄,于清康熙年间在当地置地八九亩,建成一座大宅院,并以“马银潢”为店号,外立石葫芦像,从此闻名遐迩,远播南洋。二世马淮,三世马桐,四世马星,五世马琨玉,六世马永祚、马永禧,七世马昱中、马炅中,八世马谷生、马兰笙,九世马寿镇,均擅长眼科,衣钵传承,薪火未断。业传四世,医名甚隆。清代医学家赵学敏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称:“昔客东瓯(1754年稍前),闻马氏点眼药粉为天下第一,见其修制。”足见马氏眼科在当时的名气。及至九世,马兰笙绛帐授艺,其三子分习眼科、内科、妇科。传说其庭内摞拐杖无数,皆系失明患者经治后痊愈所弃。

  及至十二世,马氏妇科声名鹊起。

  在这医学世家中,又衍生出文化世家,在马氏六世之前,由于谱牒毁殆,已无生平事迹可稽。马氏七世,兄马炅中,增贡生。《清画拾遗》载:“马炅中……工诗,善书,尤擅山水、花鸟。”弟马昱中(1789~?年)为道光五年(1825年)乙酉科选贡生第一名,道光八年(1828年)戊子科中式第一名。《清画拾遗》载:“马昱中……善鼓琴,工书及篆刻,尤擅花卉。”

  马氏八世马梯如(?~1833年)。举孝廉,能诗文书画,通金石篆刻。

  马氏九世马兰笙(1834~1907年),善鼓琴,工诗文及书画,山水法董源、巨然,花鸟师蒋南沙、恽南田,著有《友石山房琴谱》《友石山房印谱》,入选《清画拾遗》中。

  马氏十世马寿洛(1869~1962年),工诗文,擅隶书,善古琴,著《春晖堂琴谱》《桐君录》。

  马氏十一世马孟容(1892~1932年),现代著名国画家,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,著有《墨趣专述》《花鸟画集》《草虫鱼蟹谱》《听松阁题画诗》《中西画法之异同》。马公愚(1894~1969年),现代著名书画篆刻家,曾任上海美专教授、上海大夏大学教授,工诗文金石书画,素有“艺苑全才”之誉。马公愚是西泠印社早期会员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上海中国画院画师。著有《书法史》《书法讲话》《应用图案》《公愚印谱》《畊石簃墨痕》《畊石簃杂著》等书。马味仲(1897~1995年),著有《薇庼甲骨文原》《中国文字探源》《永嘉方言为古夏语考》《四千年前夏代的匋文草书》等多部,善书法,尤擅章草、甲骨文。马骅(1916~2011年),笔名莫洛,编辑“海燕诗歌丛书”,主编《暴风雨诗刊》《战时商人》月刊,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协浙江分会理事。马骅出版诗集《叛乱的法西斯》《渡运河》《风雨三月》《我的歌朝人间飞翔》《莫洛短诗选》;散文诗集《生命树》《梦的摇篮》《大爱者的祝福》《生命的歌没有年纪》《闯入者之歌》;文艺传记史料集《陨落的星辰》等,获浙江省作家协会授予的“浙江当代作家50杰”和浙江省文联授予的“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”称号。

  马氏十二世马大康(1947年~),温州大学教授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,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,出版学术专著《生命的沉醉》《审美乌托邦》《诗性语言研究》《叛乱的眼睛》《文学时间研究》《文学活动论》《现代、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》《文学行为论》等,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  马氏十三世马亦钊(1946年~),西泠印社社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善作四体而尤精草书、隶书。其作品入选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》《97’中日二十书法名家邀请展作品集》。曾出版《马亦钊书法作品选》《书画传家三百年—马孟容、马公愚诞生一百十年纪念集》《百里芳人》。马伊(1974年~)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小说体散文集《淋湿》、长篇小说《小报记者》等。

  马氏十四世马天戈(1974年~),12岁时以行书“墨缘”参加首届日中青少年书法大赛,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(中曾根康弘)奖,书法作品在日本的《雪心》杂志上作专题介绍。此外,马天戈还获“华东六省一市书画大赛”银奖,出版《马天戈山水画选》。

  名士符璋早在1927年的《公禺印谱序》中说:“盖永嘉马氏自清嘉道以来,以诗文书画金石世其家殆二百余年。香霞拔翠,蔚霞解元,梯如孝廉,兰笙明经(贡生的尊称),皆有声于时。逮孟容、公愚发扬而光大之,家学之盛,一时殆无伦比……”在马氏医学世家中走出如此之多学有所成的古琴演奏家、书画家、金石家、文字学家、诗人、散文诗作家、文艺理论家、小说家,世代绵长,书香不绝,又成了一个文化世家,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医读文化现象。

  无独有偶,在《走进世纪文化名门——影响中国百年的文化世家》的22个家族中,还有2个家族的祖辈行医,其一是父亲为乡村中医、地主的章士钊,其一是祖父、父亲均是中医的严复。名门之家出自中医者,竟占其中七分之一,这与中医在全国人口中的比率来算,是一个很高的数字。

  中医世家为何会与文化世家结缘?其中的原因,便是中医世家走的是与耕读文化相对应的医读文化之路。

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医生仅仅占整个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。西汉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称:“良医知病人之死生,圣主明于成败之事。”将医术高手与圣明君主相提并论,说明当时的医生地位不低。古代医生虽非权贵,但由于承担了治病救人的职责,下至民间如坊街郎中,上至朝廷如御医,相对受人爱戴和尊重,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。医生的收入通常优渥于捆绑在贫瘠土地的普通百姓,一些人可以兴屋盖宅,设馆建堂,这是他们的经济条件。宋代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有“文正公愿为良医”文,“不为良相,愿为良医”由是而生。这说明在宋代,读书人常在仕途与医生之间做选择。“医文相通”,具有浓厚东方哲学思维的中医,文人易懂,故唐代诗人刘禹锡著《传信方》,文学家苏轼与科学家沈括集《苏沈良方》,不胜枚举。从仕途转而习医者,改良了医生队伍的知识结构,故医生大都具备一定的文化。在行医闲暇,有条件接近、学习传统文化,而且将其作为一种人生追求。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,使得从中医世家中走出文化世家,而成为与耕读文化一样成功的医读文化。

  在医读文化中,大部分人仍然继续生存于民间,诊病疗疾,赋诗作画。如明末傅山,虽清廷征召不就;个别人应试入宫,侍奉君侧,如陈迁,“发身科第,翰林院典籍之职,每于暑月进治,宫闱安然,御赐道扇坠、太医院金紫之位”。徽州汪氏家族,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,是一个贵胄,后来出过明代汪机、清代汪昂、民国汪逢春等大医家,近代又哺育出各届精英,是我国许多医读文化家族中又一个成功的范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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