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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国医与儒学的同源性
2018-06-30 11:00:26 来源: 作者: 浏览:57次 评论:0

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传统中医学被称为“国医”,明其与“国学”精神相通,华夏国学的主干就是儒学。古代“儒”的起源与“巫”有很大关系,“巫”在民间也扮演医者的角色,《公羊传·隐公四年》何休注“巫者,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”,最初儒士的服务范围也包括求雨、相礼、祭祀、治病、文书等。《国语·晋语·医和视平公疾》曰“上医医国,其次疾人,固医官也”。西汉贾谊曰:“吾闻古之圣人,不居朝廷,必在卜医之中”(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)。唐代孙思邈《千金方·诊候》谓“古之善为医者,上医医国,中医医人,下医医病”。在古人看来治国与治病是相通的,所以后来就有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之说。儒学传承了古代圣人之学,其“一以贯之”之“道”应用于包括宇宙论、伦理学与医学的所有领域。《论语·子路》篇孔子引南人之言曰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”,“恒”就是儒学与医学共同推崇的一种德性。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《黄帝内经》将治国与治病视同一理,认为二者都要遵循“中和”之道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“太古有岐伯、俞拊,中世有扁鹊、秦和,盖论病以及国,原诊以知政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扁鹊苍公列传》专门为医者立传,其中称赞淳于意“其人圣儒”,后世医者遂以“儒医”为荣。

  国医不同于西医的要点就是“全息论”。“全息论”是一种有机整体论,也是一种整全的认识论,认为人体与宇宙时空相应,人体的每一部分中又可以看见全体。“全息论”从辩证的角度得出万物之间的“通”性,如五气、五官、五脏相通,甚至可以做到“头病医足”。在“全息论”的基础上,国医首重“元气”。形而上的、无形的“元气”既是国医之“道”,也是儒学之“道”。古人对脏腑、骨骼、肌肉等有形的部分已有相当全面的知识(参见马王堆“脏腑图”),但更重视无形的经络,因为经络是元气的通道,只存在于活体感知之中。

  元气是宇宙间最精微的能量,其在人身则兼具肉体与精神两重属性。“元气论”从内因来看待疾病,认为只要元气充足,就能抵御外邪。《内经·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提到“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古人善用情志养生,就是一种精神的卫养。孔子注重“气”[1]的调养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孔子在陈绝粮,“从者病,莫能兴。孔子讲诵弦歌不衰”,这就是一种能够转化身体实存状态的精神力量。儒家孟子既善养“浩然之气”,又注重“践形”。宋朝末年,《正气歌》的作者文天祥在极其恶劣的关押条件之下而能身体无恙[2];明代儒者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,在虫蛇瘴气的肆虐中能够存活,靠的也是“良知”对生命元气之激发。“元气”是儒学与华夏医学文明的核心。蒙培元认为儒学的主体思维影响到了中医学:“中国医学强调主体的自我控制与整体把握,而不是对象分析。在养生学上则以养为主,以治为辅,以内为主,以外为辅,一切养生和诊治方法都是为了回到主体自身,调动内在的生命因素,靠机体自身的内在功能,以达到健康与长寿的目的。”[3]

  《黄帝内经》认为情志失调是主要的病因。儒家的心性之学即包括对元气和情感的调养,《礼记·中庸》开篇曰“率性之谓道”,说明儒学之道顺从人的天性。《内经·灵枢·师传》曰:“夫治民与自治,治彼与治此,治小与治大,治国与治家,未有逆而能治之也,夫唯顺而已矣。顺者,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,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”,二者在哲理上也是相通的。

  古人认为“医易同源”,儒家经典《易》之太极、阴阳、中和等观念广泛应用于医学中。《黄帝内经》及后来的中医典籍都以阴阳为理论基础,其崇尚的最高价值都是“中和”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曰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。《内经·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记载:“上古之人,其知道者,法于阴阳,知于术数,食饮有节,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,故能形与神俱,而尽终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。”儒家的“中和”反对“过犹不及”,国医的“中和论”亦将病因归结于从内到外的阴阳失衡。儒家“中和”首重“时中”,国医理论也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之间存在对立、消长、依存、转化的复杂关系,因此要在动态中保持平衡。《内经·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曰“因而和之, 是谓圣度。”儒家之“中”的观念与五行之“土”与数字“五”相关,《内经》亦反复强调脾胃的重要性,以胃气为诊断疾病的关键。

  儒家重视从事物的“隐微”预兆中“知几”,崇尚“闻而知之”[4]、“望而知之”[5]。立足于“元气”与“中和”的国医亦善于运用“望闻”来预防疾病,提倡治未病。基于《内经》的医学典籍《难经·第六十一难》云:“望而知之谓之神,闻而知之谓之圣”、“以外知之曰圣,以内知之曰神”。《鹖冠子·世贤第十六》记载魏文王问扁鹊曰:“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?”扁鹊曰:“长兄最善,中兄次之,扁鹊最为下。”因为“长兄于病视神,未有形而除之,故名不出于家。中兄治病,其在毫毛,故名不出于闾。若扁鹊者,镵血脉,投毒药,副肌肤,闲而名出闻于诸侯。”

  传统西医是治疗医学,以实证为主,但是能够用仪器检查出来的疾病数量毕竟是有限的,而且发现得也晚。当今社会有很多没有被界定为疾病的亚健康状态让人们深受其害,比如体质不和、免疫力差、消化不良、精神焦虑等等。世界卫生组织《2014年精神卫生地图集》[6]显示,全世界10%的人存在精神卫生障碍,还有25%的人可能面临精神健康的困扰。到2030年,精神类疾病(如抑郁症)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。据统计,中国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。在心理治疗方面,文化隔膜使得西方的心理学路数很难在中国大行其道,东方哲学与医学在这方面将大有可为。

 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医学运用了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哲理[7]。当今的国医教育首先要明白“道”与“术”的关系,诸如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元气”、“阴阳”无疑是本体论层面的形而上之道,而诸如五行、五色、五音、五官、五脏则是器物层面的应用。儒学认为道器之间要依靠“心”之灵明来把握,并没有固定的法则。汉代以后儒学在政治上成为了主流,但在哲学思维上有固化和衰落的趋势,比如将“天人感应”比附太过,反而流弊无穷。当今的国医教育一定要回归哲学定位,以“道”为主导。上世纪三十年代“中西医之争”中傅斯年、丁文江等人坚决反对中医[8],就是混淆了科学之应用与哲学之本体。如果不明确“天人合一”的本体论定位和“道器关系”,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。

  中医专家王永炎院士曾说中医是基于生命的医学,西医是基于疾病的医学。国医的整全性视角首先看到的是“人”,其次才是“病。”国医具备人文与自然科学双重属性,不可以简单还原为逻辑实证科学。国医不仅是一种技艺,而且承载着中国文化之“道”。楼宇烈先生说:“中医作为具体的艺,如果离开了整个的文化理念,就必然会沦为技艺性的东西。不能把中医降低到艺的层面,然后在艺的层面与西医比拼。应当从理念上去弘扬中医之道,运用中国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,去对比西医简单的对抗性的疗法。其实近年西方已经冲破了这种对抗性治疗的理念,提倡自然疗法、情绪疗法、直觉疗法,强调自身修复能力的提升。”[9] 我们期待国医文化发挥“道”的优势,提供不同的病理学视角,与技艺精湛的西医相结合,共同造福于人类未来。(白宗让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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